中共肥东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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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忠孝”的思想及其在合肥的传承

发布日期:2019-05-15 浏览次数:667

王培垠

提 要:道德名家,包公本人的孝,包公家人的孝,包公乡人的孝;忠贤良相,包公本人的忠,包公家人的忠,包公乡人的忠。当代忠孝,新时期合肥人的孝,新时期合肥人的忠。

关键词:道德名家,忠贤良相,忠,孝。

在中国历史上,国人尤其是老百姓所敬仰、爱戴的人物,除了孔子、孟子之外,要算诸葛亮、关羽和包公了。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合肥大地诞生了千古伟人包公,包公的博大精神又促进儒家文脉在合肥地区的千年传承。

包公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代表性的人物,集中体现他践行忠孝、爱民、公正、清廉做官、做人、做事的道德规范。本文就包公的“忠孝”思想及其在合肥的传承,谈谈自己的见识。


道德名家

一、包公本人的孝

宋天圣五年(1027年),包公进士及第后,朝廷按照当时科举授官的等次,1000余人的前30名进士甲科授为大理评事,分配他任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县)知县。他的父亲包令仪、母亲张氏都嫌路途遥远,自己年纪大,不愿随他上任。

为此,包公辞去建昌知县职务,要求分配一个离家近一点、级别低一点的职务。朝廷理解他的请求,又改派他任同为淮南路和州税监,管理税收。

和州离合肥很近,只有一百多公里,包令仪夫妇还是不愿意离开合肥,叫包拯一人去上任。包公左思右想,二兄都已夭折,只剩他一人,还是尽孝要紧,干脆辞官不做,留在家里赡养父母。

在世风奢靡、高薪养廉的北宋,人们恨不得马上去做官挣钱,能够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然而,包拯在“做官”与“尽孝”的矛盾中,包公把“孝”放在第一位,辞官不做,在中国古代任何朝代都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赢得举世的好评。

包公在家奉侍父母,直到双亲去世,妥善地安葬到合肥东门外八里的螺丝岗,还在墓旁搭个草棚,独自住在里面,恭恭敬敬地守了三年。人们都说他是个墓旁孝子。守孝期满,他又在家住了两年。先后在家呆了十年。这时与他同时中榜的人,一个个身居要职了。

景祐四年(1037年),朋友们都劝说包公应该出去做官,包公也感到当初辞官是为了尽孝,如今孝心已尽,当是为国尽忠的时候了。他奋笔写了一首明志的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①

然后,怀着既定的奋斗目标,告别家园,踏上征途,开始他那撞击中闪闪发光、千古流芳的政治生涯。这时他已有三十九岁,接近“不惑”之年了。

自古以来都说“忠孝难两全”,而包公却把那个“难”字去掉了,做到忠孝两全,为当时也给后世的官员竖起了一根标杆。

司马光在他的笔记《涑水记闻》中评论包公,“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②

包公去世后,朝廷赐给他的谥号为“孝肃”。“孝”是孝敬,“肃”是严肃。

二、包公家人的孝

包公的大孝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更在自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家规和传统:“孝肃之风”。

崔氏19岁嫁给包公长子包繶,两后后包繶死,留下幼子包文辅,幼子包文辅5岁夭折。崔氏伤心得白天黑夜都哭。公公婆婆因为她是妙龄少妇,使左右的人询问她的意愿。崔氏蓬乱着头发像下雨一样哭着说:“公公是天下知名的大人物,我能代替丈夫奉养公婆,死后在包家祠堂里受后代子孙的祭奠,就心满意足了,活为包家人,死为包家鬼,没有别的想法。”

包公去世后,崔氏陪着婆婆,抱着5岁的弟弟包绶,护送包公的灵柩从开封回到家乡。刚刚把包公安葬完毕,崔氏母亲吕氏从湖荆北州来到合肥。崔氏母亲吕氏是三任宰相吕蒙正的女儿。母女多年未见自然格外亲热,小住数日,吕母便向崔氏道出了这次来合肥的真正意图:“你荆州有个表哥,今年三十岁,是信州幕僚,有才有貌,可以终身依靠。我已经把你许嫁给她,这回你得跟我一道回去。”

崔氏回答说:“母亲,你还不了解女儿的心事吗?我已守节10年,假如我想出嫁,是不要等到今天的!”她的母亲好言开导她:“常言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你丈夫去世多年,现在你的儿子又死了,还有什么可守的呢?”崔氏说:“我以前没有离开包家,主要是为了公婆,现在公公刚刚去世,婆婆年事已高,还有个小弟弟,如同我的儿子,包家的门户全靠我来支撑,我怎能丢开他们不管呢?”吕母生气了,冲着她说:“我也老了,为了你,我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你不跟我回去,我就呆在这里不走了!”

崔氏仍耐心地说:“我陪母亲回去,顺便看看舅舅、舅妈,我心中乐意,可千万别勉强我去做不愿做的事啊。”临行时,崔氏对着包家人表示:“我一定会回来的,万一我的愿望不能实现,就烦你们把我的尸体运回来葬在包家大坟。”③

一路上,崔氏殷勤地伺候母亲,平平安安地回到荆州。舅舅、舅妈和崔氏娘家人都被她孝顺婆婆、抚爱幼弟、舍己为人、矢志不嫁的侠义行为所感动,也不再为难她。过了一阵子她便拜别母亲动身返回合肥。当崔氏的身影出现在合肥街头的时候,人们大为惊异。庐州知府张田亲自写了一篇《节妇传》报告朝廷。仁宗皇帝特封崔氏为寿安县君,20年后哲宗皇帝下诏加封她为永嘉郡君,在她家的门前筑了一个高台叫“表节台”,合肥人称“节妇台”,显示一种特殊而崇高的荣誉。嘉奖诏书由国中大文豪苏东坡撰写,后载入《苏东坡全集》。

《宋史》卷四六○《列女传》中记述两宋贞妇节女36人,包公长媳崔氏便是其中之一。她的名字和包公一样辉耀史册。公公和儿媳同被写进国史,这在二十四史里是罕见的。

孝肃之风祖孙相传,一代一代的包家后代都恪守孝节,都体现了一种孝的精神。

三、包公乡人的孝

名满天下的包公对双亲大孝,在家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包公的故乡孝风大行。清代嘉庆八年同年出版的《庐州府志》《合肥县志》多有记载。

明末,进士出身、官至广西巡抚的合肥东乡长临河人许如兰病殁后,其侧室刘氏所生的许裔蘅尚年幼,为尽孝心,时年27岁的北京人刘氏并未回京师,而留下赡养婆婆。她早起做针线,晚上挑灯纺织,白天教幼子裔蘅读书。裔蘅长成后,考中县学生(秀才)。清顺治甲午年(1654年)裔蘅拔贡。选贡后,裔蘅以奉养母亲不外出任官,而工力于诗词古文,有诗集问世,名噪一时,更以孝行被地方称颂。康熙九年(1670年),刘氏长孙、裔蘅长子许孙荃考中进士,后官至陕西学政。母子一门双孝,为世人称道。

清初,合肥北乡店埠人、未及而立之年的乡下塾师昂继谦染病辞世,其孤子绍善尚在襁褓之中,其妻钟氏年仅26岁。在孝风盛行的东乡,钟氏毅然决然挑起赡养公婆、抚孤继善的重担。因家境贫寒,钟氏历尽艰辛。继善不负上辈和乡人厚望,康熙六年(1667年)中丁未科进士。后钟氏患病,其儿媳梁氏甚至割股肉以治婆婆疾病,乡里称孝。康熙二十四年,钟氏长孙天曾羽中乙丑科进士。昂氏婆媳,一门双孝。

晚清李鸿章家族秀才、举人、进士科举满门,也是孝行满门。

为旌表孝行,历代地方官从知县到知府、巡抚、都给这些行孝的合肥东乡、北乡忠孝人家赠匾,有如“一门双孝”“节孝双全”“忠孝两全”等,触目皆是,成为一道悲壮的风景。


忠贤良相

一、包公本人的忠

在封建社会,皇帝代表国家,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国家。包公的忠并不是盲目的愚忠,他的忠君观是以能否于民、于国有利为标准。

包公在为官入仕的25年中,以忠君为第一要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廉洁自律。端州三年,包公期满卸任,《宋史·包拯传》说他“不持一砚归”,这种清风亮节,传为千古美谈。包公知乡郡庐州时,堂舅犯法也不宽恕,厅堂上打40大板。包公为官二十多年,生活俭朴一如布衣之时,成为“清官”的楷模。

公正严明。宋仁宗时期朋党斗争激烈,而包拯一直没有参与,他站在公正立场上发表见解,敢作敢为。他在开封府任上,更以威严著称。

直言敢谏。包公在监察御史任上,以“忠直无隐之臣”自勉,克尽言职,数度上书,指斥非法,不避权贵。在《孝肃包公奏议集》174篇奏议中,有55篇指责了本朝人物,被指名道姓的腐败庸碌者竟有64人之多。七弹王逵、六弹张尧佐,请罢平庸宰相宋庠,弹劾郭承佑、李淑、阎士良等外戚大臣和宦官,《宋史·包拯传》称:“公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关心民众。在为官的过程中,包公的忠君和爱民思想也始终是统一的。包公认为:“民者,国之本也。”安民之道,“则必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因而任职所到之处,皆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关心百姓疾苦,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安抚了一方百姓。

包公为了体现自己对皇帝的忠,甚至家族建的包氏宗祠大门也朝北开。

二、包公家人的忠

包公的子孙秉承遗风犹烈。

次子包绶累任濠州团练判官、国子监丞、潭州通判等职。他生平清苦守臣节,追求廉洁清白,恪守孝肃公的家风。包绶生有四子三女七个子女,因家庭经济拮据,营养不良,有四个子女先后夭折,自己也48岁早逝,但就是不做贪官。

包公的长孙包永年,累任县主簿、县尉、知县等职,“莅官临事,廉洁不扰。”但其墓志铭说,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箱子,除了诰命、书籍、著作、文具外,没有一点遗留积蓄的钱财,丧葬的器用,都是他的两个堂弟尽力料理的。

也就是说,清廉的孝肃家风在包氏家族是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的。

三、包公乡人的忠

包公对国家大忠,使得包公的故乡忠臣良将辈出。明代隆庆年间出版的《合肥县志》、清代嘉庆八年出版的《庐州府志》《合肥县志》多有记载。

南宋时,合肥梁乡人刘虎与其堂弟刘师勇、刘师雄、刘师贤,都是抗金名将。其中,刘师勇因战功卓著,多次担任禁卫官。他助守常州,元人派叛将张彦城下招降,刘师勇大义斥责,张彦羞愧而退。元人又使叛将范文虎来劝降,师勇伏弓弩手射之。南宋末年,元军所到之处,众多州县均开门迎降。而刘师勇却拒守城池,誓不降元。临安失陷后,刘师勇和一班臣将护送皇帝赵昺转战到广东台山钦头湾附近的崖门。而崖门之战以失败告终,丞相陆秀夫背着皇帝赵昺跳海殉国。刘师勇转战海上,忧愤而卒。《宋史》《宋季忠义录》《续资治通鉴》等典籍均有记述。

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正月,农民军首领赵普胜和陈友谅率船舰万艘、步骑十余万围攻安庆。合肥长临河人、时任淮南行省右丞余阙指挥士兵抵御,两月内击退农民军数十次围攻。怎奈农民军从城四面云集猛攻,加之外无救兵之援,内无粮草,士卒号哭不止。余阙徒步提戈,身先士卒,挥戈血战,身负创伤十余处,日中城陷,城中火起,余阙知不可为,引刀自刎,堕清水塘而死。《元史》称其为元末天下第一“死节之臣”。其妻伊伯氏和一子一女皆投井而亡。余阙赴难之后,被元朝廷追封豳国公,谥忠宣。元亡后,明皇帝嘉余阙之忠,诏立庙于安庆城内忠节坊,命有司岁时致祭。

晚清进士出身的儒人李鸿章,为支撑晚清将倾大厦,集结淮军围剿太平军和捻军。出将入相后,先后设立江南机械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械织布局、上海广方言馆,为中国近代工业第一人。甲午战败后,万般无奈之下,李鸿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代表光绪皇帝赴日签订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病逝后,朝廷追封他的谥号,即一生功过的评价是“文忠”。

李鸿章父亲李文安,因围剿太平天国有功,任上忧郁成疾死后,朝廷命在其家乡巢湖北岸建造昭忠祠。


当代忠孝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腾飞,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但以忠孝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仍以浓厚无比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生命力,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和睦、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一、新时期合肥人的孝

为体现后人的孝,合肥肥东人在“孝”的载体宗祠、家谱上大作文章。从明初到新中国建立前500多年间,尽管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战争频仍的条件下,却建立各种造型的宗祠四五百座,大村有总祠,小村有支祠,村落间祠宇相望,蔚为壮观。后因年久失修倒闭,或其他原因,至改革开放前夕,县内仍存50座左右。

近年来,县内掀起建祠热,每年都有三、五座总祠、支祠修复或新建。目前已修缮、新建祠堂90座,并成立了祠堂文化研究会,在全省甚至在全国亦为罕见。全县现有家族谱牒240多部,而且每年都有10部家谱的续修、增修,程氏、朱氏家族已是第12次纂修。有家族总谱,有房份支谱。村民们认为,修祠和修谱就是对祖先莫大的孝敬。

合肥长临河人罗本立,赴台后曾任台参谋总部 “参谋总长”,陆军一级上将。卸职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因碍于台湾当局规定的“台湾地区高级军官不得前往大陆地区”的法令限制,回乡祭祖心切的罗本立,主动申请卸下“战略顾问”与台湾地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的待遇,回乡祭祖探亲,在台岛引起不小的震动。肥东人的孝行可见一斑。

二、新时期合肥人的忠

“忠”在现代社会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忠于国家和人民,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二是忠于自己的事业和职守,这是每个职业人必需的操守。

新时期的合肥肥东人在各行各业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国家政要、军事精英层出不穷,学界巨擘、科技名流、艺术大家各领风骚,经济强者、英雄模范、能工巧匠尽展英姿。按照省里规定的条件,载入《肥东县志》人物5000多人,是全省是独一无二的。

红军时期即参加革命曾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在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的11个年头里,组织、参与研制、发射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卓越贡献。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为国家的工业建设,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制度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温光春中将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代表中国军队迎接港、澳回归祖国。军内肥东籍人士将星璀璨,辉耀华夏。有温光春、沈荣骏、徐承云3位中将和戴正华等12位少将。李道豫任驻美国大使,陈士球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程涛先后任驻加蓬、贝宁、马里、摩洛哥大使,武春华先后任驻沙特阿拉伯、埃及大使。他们手执节杖,不辱使命,纵横于万里之外,折冲于樽俎之间,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杰出贡献。

成都电子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刘盛纲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是中国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学科领军人物。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沈荣骏中将长期从事航天工程管理与航天测控,是中国航天测控网的主要奠基人。经济界有陈荣珍、王磊一大批经济强人,文学艺术界有刘先平、丁玉兰等一大批文学艺术家。

蔡永祥为保卫钱塘江大桥而英勇献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代文宗郭沫若填词颂扬:“一瞬泰山重,百世颂芬芳”。④国家公务员金根宗因公殉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称其为“肥东孔繁森式的干部”。⑤村民薛文姐出于大义,用自己的乳汁为解放军官兵疗伤,被誉为“当代红嫂”。由于他们的践行,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能够挺身而出,使得忠孝的规范博大而崇高。

由此可见,包公传承给乡人乃至国人的大忠大孝,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一直会是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源泉与根基。

注:①清嘉庆《合肥县志》第528页,黄山书社,2006年12月版。

②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又见《包拯年谱》第12页,黄山书社,1986年1月版。

③《包拯集编年校补》第279页,黄山书社,1989年12月版。

④《肥东县志》第65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

⑤《肥东县志》第1142页,方志出版社,2014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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